热映的上海出品电影《孤注一掷》，将目光对准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电信网络诈骗。

这类以现实题材为基础的影视作品，加入真实的镜头，最让人触目惊心。

电影的片头片尾，一组中国警方在海外捣毁电信诈骗窝点的场景和对电信诈骗集团成员的访谈，让我的思绪飞向过去。

2013年12月，我曾跟随上海公安赴柬埔寨，直击上海公安跨境捣毁电信诈骗窝点，访谈过那些陷入险境又转头骗取其他人的诈骗集团成员。

电影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镜头，是周也饰演的被害人女友小雨，望向咏梅饰演的刑警队长赵东冉，说自己天天都在等待新的消息，眼神里充满了悲伤、质疑甚至是些许的轻蔑。

是啊，打击电信诈骗为什么这么难？

我想，当年我亲历的跨境抓捕行动，与这部电影的情节交织，或许可以一窥这类案件的打击难度和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

跨境打击犯罪，现实比电影更难

电影的最后半小时，中国警方深入迦南腹地，与当地警方合作打击藏匿在学校里的电信诈骗集团，中途中国警方险些无功而返，最终在张艺兴饰演的陷入诈骗集团的程序员潘生和金晨饰演的逃出生天“客服”梁安娜里应外合下，将整个集团一网打尽。

我所经历的案件发生在2013年10月28日。当时一家投资公司的外籍高管报警，她在10月22日接到电话称“信息泄露涉嫌洗钱”，先后转账达2000余万元。

单起案件损失如此巨大，当时在上海是第一次。

警方调查锁定诈骗电话来自柬埔寨，11月19日，首批专案组成员赴柬埔寨。与电影里藏身郊区不同，该案团伙可谓大隐隐于市，被锁定于金边市堆谷区319大街一幢别墅内——当地的“上只角”。

当时上海已是秋天，当地气温居高不下，专案组成员像游客一样穿着短袖花衬衫坐着“嘟嘟车”在可疑窝点转悠，为防止反复出现中国面孔让人生疑，专案组还派出两名女侦查员步行探视，尽量详细还原现场。当时不少手机还是翻盖式，侦查员双手握机佯装电话，边走边拍，终于拍下了窝点整体情况和一辆进入的轿车。

2013年上海警方赴柬埔寨跨境打击的电信诈骗窝点外观（图片来源：新华社）

相比电影中担心诈骗集团被端生意受影响的当地村民直接围攻中国警方乘坐的车，当时这起案件更像“暗战”，专案组在酒店大堂都会发现偶有可疑身影。好在提前约定公开场合不说上海话，防止被发现“上海来人了”。

电影中赵东冉讲出了现实中的困境：按照国际惯例，中国警方在境外没有执法权，必须在当地警方配合下行动。

但各国工作流程大不相同。比如查询电信相关信息，须先提交申请给警方，警方再找邮政部门，邮政部门通过电信公司查找。当时柬埔寨大大小小的电信公司就已数十家，排摸完毕至少一周。而开展行动必须通过使馆联系柬埔寨内政部，内政部向警察部门发送批复，警察部门签字确认后才能展开行动。

从刑事侦查理论来说，这个时间足以让“风声”传遍整个城市。

日复一日的焦灼等待中，容易让人有种无力感——就像电影里赵东冉不得不订票准备回国那样。当时，即使我只算专案组的“编外”，每天夜里在确认第二天行程后，也会沿着湄公河漫无目的走着以排遣忐忑与空虚。

终于，12月8日晚上10点，行动被批准。那天夜里，许多人无法入睡。

12月9日早上7点，前期踩点民警就把借来的当地常见越野车停在距别墅20米外的路口，半躺靠在后座，通过反光镜观察。

这个姿势很反人类，但能让经过的人不会发现车里有人。白天柬埔寨的气温超过30摄氏度，密闭的车内不可能开空调。事实上，此前他们每天都是这么度过的。

电影中几处开门细节颇为还原：当地警方直接爬进一处窝点大门，从里面开门；另一次大门被堵，不得不使用大力钳破门。

9点不到，专案组其他成员全部赶到现场。10点，后方相关手续全部办妥，抓捕开始。按照商定的方案，当地警方从正门强攻，原本打算从正门开口处用大力钳剪断内部U型锁，没想到锁具异常坚硬，这么小的口子无法发挥作用。

好在专案组部分民警提前被部属到后门围堵合围，搭成人梯逐一将人朝围墙上送。一些人进入别墅，另一些人则赶到前门接应，协助翻进大门的当地警方剪开门锁，打开大门。

现实中，几乎没有技术了得的“潘生”能帮忙存储证据。当时专案组每个人都有分工，有人第一时间直奔电脑备份数据。短短几分钟后，窝点内用以上传每日统计资料的数据库密码就被更改，原本的数据信息也已被远程删除。

被害者，还是加害者？

与电影中不同楼层不同办公区域一样，我当年看到的三层楼别墅，供给三组不同层级的诈骗者使用。

当模拟声讯电话“您的电话欠费”、“您有一个包裹未领取”发出后，被害人往往会和一线假扮电信员工、邮局工作人员的诈骗分子通话。而通话的内容，无外乎告知对方“你的个人信息被冒用，建议您向警方报警，我们帮您转接警方电话”。在第一线骗子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一种计算器大小的模拟键盘，正是通过敲击键盘的声音，模拟“转接公安电话”的声音来增加迷惑性。

第二线骗子则假扮“警官”。“警官”会要求你转账至“安全账户”，不相信的话还可转电话至第三线骗子，即“检察官”、“法官”处加以佐证。第三组则进入骗钱的环节：具体指导被害人如何将钱转进诈骗集团的账户内。

当时现场警方找到记录该窝点“业务”的流转单：第一组骗得手机号码等基础信息后放到篮子里交给第二组，第二组套出姓名、账户、存款等关键信息，再投入篮子转移至第三组骗钱。

每一组骗子的桌上，不仅有编造诈骗理由的全套“剧本”，还有5页“问答手册”，集纳了36个被害人将信将疑时最可能提出质疑的问题和回答方式。

别墅内还有专门的房间设置上下铺作为骗子们的寝室。一般情况下，他们不能随意出门，吃住全在别墅内，生活用品有专人采购。

金晨饰演的梁安娜，是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图片来源：片方剧照）

当时我和嫌疑人张某聊过，他在窝点内属于第二组，扮演“北京市公安局大队长刘浩”。

张某说，他原本是带着弟弟和朋友到柬埔寨投资服装厂，但经营不善，弟弟便自寻工作，在酒吧结识人后，成了该窝点里的厨师。

此后他曾回国，因担心弟弟安全才重新来到柬埔寨，一下飞机就被接进别墅，收走证件和手机。窝点负责人拿出“剧本”让他练习，进行了两小时的“考核”，最终结论是声音老成持重，适合第二组的“队长”角色。

电影的末尾，那些被从电信诈骗窝点回到国内当事人，纷纷现身说法自己的境遇：有人旅游时被骗进入窝点，有人被同乡带着“打工”被拘禁，有人试图逃跑被电击，还有人肢体被伤害致残疾。

他们是被害人，还是加害人？他们是被解救，还是被抓获？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人性的考验并非人人能过关。

就像屡次被骗的梁安娜，也曾因为超额完成业绩而动心留下来继续“挣钱”。我记得她即使逃出来后面对真正警察时，那种惶恐犹疑的眼神——在当年我经历的那起案件中一些被抓捕的人眼中，我也见过。

我记得当初专案组民警在登机前对他们说的，“我们先带你们回家。”

大数据下，我们都在裸奔

当年窝点被攻破时，有一个电话不断打进来。这个电话停止后，数据开始被远程删除。

来电者是窝点幕后老板。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有人叫他“林老板”，有人叫他“吉哥”。警方事后查证，这两个称呼都与他名字无关。

窝点里的人不仅不知道老板的名字，甚至不知同一屋檐下的人姓名，平时称呼全部使用代号，不得随意“串门”，违者将罚款100美元。

人不在金边时，“林老板”每天会打3－4次电话来询问情况，每“做完一票大的”，会将部分骗子遣散返回，重新招人——电影里展现了如今更可怕的情况：这些人不会返回，只会被卖给另一个团伙。

王传君饰演的陆秉坤只是窝点负责人（图片来源：片方剧照）

王传君饰演的“陆经理”只是整个犯罪集团的冰山一角，他背后还有几乎未露面的“崇先生”。

电信诈骗案件难破之处也在于此：整个犯罪链条被拆分成不同的流程，每个流程单独有人负责。

当年警方在打击此类案件时曾发现，2000余万钱款先后被进行7次转账，涉及2000余个账户，开卡人遍布全国各地，相互没有关联。

公安部门打击掉“办卡组”后发现，其并不隶属于“林老板”，而是独立为多个电信诈骗团伙提供银行卡。

而当时还被视为“趋势”的电信诈骗产业链，如今已成现实。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电信诈骗的手法越来越新。

电影中让我最害怕的一幕，是由王大陆饰演的被害人阿天，明明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拥有幸福的家庭，却依然陷入其正常生活轨迹几乎不可能涉及的赌博之中。

正如赵东冉所言，如今电信诈骗的宣传都印到了鸡蛋上，为什么还有人受骗？

比起当年我所经历的案件，如今的诈骗团伙可以通过大数据刻画出被害人的画像，通过他的网络记录、个人行踪、消费习惯等，越来越精确地了解被害人的心理，从而控制他的情绪，“不怕你赢，就怕你不玩。”

所幸经过10年，如今电信网络立法、跨境打击犯罪合作正逐渐成熟，对新技术的应用规范也在社会的讨论之中，电信诈骗防范正成为社会共识。

当年的报道结尾，我写到“对于全社会联手打击电信诈骗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看完整部电影，我还是想说，对于全社会联手打击电信诈骗来说，我们仍然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