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题材电影《我经过风暴》上映进入第19天，藏身暗处的家庭暴力在大银幕上显影，许多观众被深深刺痛。

截至9月4日20时，《我经过风暴》票房为1.59亿元，在热闹非凡的暑期档，这个数字并不出挑。上映首周末，影片排片仅5.6%，之后的十余天在这个数字上下徘徊。即便如此，该片还是吸引了超390万观众走进影院，感受主人公在半年时间里经历的困境与痛楚，思考为什么许多遭遇家暴的女性不反抗、不逃离。

面对家暴这一题目，不同创作者会有不同的选择，把它拍成一个更类型化、更具市场潜力的作品是一种。但《我经过风暴》走了另一条路，它讲述了一桩现实主义的悲剧，带给观众更多的是切近现实的体验，这种体验很难说是愉悦的，它可能会让人感到胸口发闷。

导演、编剧秦海燕近日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谈到，对待家暴问题，《我经过风暴》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不是以它为噱头讲述一个非黑即白的故事，或是将它演绎成一个自带爽感的复仇剧，拍成娱乐性更强的商业片，“那就是不尊重这些事实”。尽管这样的选择会抬高观影的门槛，损失一部分观众。

秦海燕所说的事实，来自于她目睹的朋友的经历、大量的案例访谈，也来自许多反家暴工作者比如律师、民警的分享。始于2019年的创作，对她而言也是一次刷新认知、不断纠偏的过程，随着调研深入，一个有现实基底和丰富肌理的故事生长了出来。

一个女人在遭遇了多年家暴后，历尽波折，终于与丈夫离了婚，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点。为了照料年幼的孩子，她回到曾经的家，前夫的暴力没有终止，而是不断升级。暴力波及孩子，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身处风暴中心的女人该如何选择？

家暴中的沉默者

作为知名编剧，秦海燕创作过《找到你》《刺杀小说家》《万里归途》等多部影片的剧本，《我经过风暴》是她第一次当导演。创作的原点，始于2019年朋友的一条微信。

“她被老公打了，赶到她家，当下报警，目睹调解，‘夫妻吵架，都不要太激动’。”在导演创作谈中，秦海燕回忆道。她体会到朋友的无助，同时也震惊于这样的事情竟发生在身边——即便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照样在现实面前体无完肤、招架无力。

这件事对秦海燕造成了冲击，她想要写一个关于家暴的故事，拍一部这个题材的电影。

秦海燕花了半年时间进行采访调研，数以百计的故事在她的脑中无法抹去。她发现，生活在城市里有经济能力的女性中，有更多的沉默者，她们的高自尊和自我价值的认定标准，让她们难以接受自己是一个弱者；再如，家庭暴力的核心是一种控制，这种控制方式会不断削弱受害者的价值感和自尊感，婚姻关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暴力终结，相反，暴力和控制手段还会升级；家庭暴力还存在代际传递，比如男孩可能会成为施暴者，女孩会成为受害者。这些真实案例构成了故事的基底，也让这个文本超越了单一的视角，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解剖这个问题。

《我经过风暴》中的主人公徐敏是一个职业女性，在遭遇家暴三年后，她终于决定离婚。影片通过一系列场景，展示了她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来自职场也来自家庭。她不仅遭受着皮肉之苦，还承受着精神压力，不仅要对抗施暴者，还要对抗家人和社会的眼光。逃离一桩婚姻，她需要克服重重阻力。

徐敏的离婚决定遭到了亲戚朋友的反对，在一个为她准备的饭局上，他们对她进行轮番轰炸，劝她为了完整的家去忍让，告诉她“夫妻俩打打闹闹是正常的”。这个场景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共鸣，不仅是遭遇家暴的女性，身处困境中的女性，往往会遭遇来自社会文化、家庭伦理的压力，被推向绝境。接着，家暴的难以取证，又成为离婚的一大障碍。徐敏的丈夫，有医学背景的陈均深知如何打人不留下证据，他用毛巾包着手打人，在监控之外施暴。在艰难的离婚过程中，唯一站在徐敏一边的是李小萌，一个初涉职场的律师，在相处过程中，李小萌感受到徐敏的善良和温暖，决定帮助她对抗暴力。

然而，情感纽带无法彻底割舍，为了孩子，徐敏回到那个让她窒息的环境。看到徐敏如同行尸走肉的样子，李小萌感到不解和疑惑。她认为，这是一种背叛。李小萌的态度，让一些观众感到不舒服。

秦海燕告诉第一财经，律师的反应源自真实调研，当律师等基层工作者去帮助被家暴的女性时，时常会看到她们的“习得性无助”。在长期的暴力对待下，受害者会“习得”反抗也是徒劳，甚至会招致更多痛苦的“无助”心态，她们摇摆、犹豫，经常出现瘫痪感。这对帮助者会形成替代性伤害，“有些被家暴的女性好不容易离婚了，但还是选择了回去，这对帮助者而言，是价值感的一种否定，他们很无奈，也很无力”。

不只讲述家暴，也观照人的困境

有评论认为《我经过风暴》是一部女性电影：女编剧、女导演，以女性为主人公，展现女性困境。但秦海燕说，如果探讨家暴问题只停留在性缘关系，只将它看作女性话题，那么讨论的视角就会变得狭隘。“所有反家暴组织的工作人员也不会认同它只是一个性别问题。如果总是以一个窄的视角去讲述，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得到重视。”

徐敏、李小萌，甚至施暴者陈均身上都有社会规训的痕迹，在这种规训下，每个人都会有窒息的时刻。影片中，施暴者陈均除了使用暴力控制徐敏，也很擅长推卸责任，对徐敏进行“洗脑”和道德绑架。

秦海燕说，家庭暴力分很多种，一些人本身是边缘性人格或者有暴力倾向，影片中的陈均只对内施暴，有极强的两面性和表演型人格，把自己的错误赖在别人身上，这样的人真实存在且有典型性。反映到影片中的几个细节，比如陈均会不断指责徐敏的问题，为自己开脱责任。比如离婚后，徐敏要求见孩子，遭到陈均拒绝：“不是你要离婚的吗？”或者在跟踪徐敏的时候丢下孩子一人，导致孩子被压断了胳膊，他责难徐敏：“谁让你搬家了？”这种精神暴力，比肢体暴力本身更令人胆寒。“他不这样做，可能他也活不下去，人性是复杂的。”秦海燕说。

长期受家庭暴力虐待的女性，通常会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它和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超过受害人的忍受极限时的行为有密切关联。故事的最后，徐敏在陈均一次次的暴力升级中，终于忍无可忍，杀死了对方，自己身陷囹圄。影片并没有直接给出徐敏杀夫的导火索，可以看到，在返回家庭之后：孩子的暴力倾向、婚内强奸等等，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经过风暴》采用了视听设计和戏剧化结构，让故事尽可能变得“好看”，而不是白描式的沉闷，一些片段会给人带来产生身处暴力现场的惊悚体验，令人不寒而栗。一切设计为的是能够与观众形成体验与情感的共振，让他们能够进入这个故事，共情主人公的遭遇。

在影片最后的真实采访中，一位受害者说，自己的父母都不在了，也没有朋友，没有人知道她遭受家暴的事实。影片上映的这段时间，秦海燕收到了许多微博私信。她了解到，很多人目睹了父母或是身边的朋友有类似遭遇，却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们，因此对电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他们看完电影后，如果能意识到自己不是一座孤岛，就实现了我拍这部影片最初的心愿。”

2019年，秦海燕正在脱离一段婚姻关系，成为单亲妈妈。尽管没有受到家暴，但徐敏在离婚中的艰难，她也曾经历过。于她而言，创作过程也是与她笔下的主人公徐敏一同经历风暴，是一种自我疗愈。“也许其他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需要看心理医生，创作者掌握了一种工具，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帮助自己，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这份更多依靠逻辑而非感性的工作，可以帮助自己梳理和反思，这也是一个治愈自己的过程。”

在此前的采访中，秦海燕提到一种现象：“我们从小受到的都是正向教育，被教导要宽容、忍让、懂事，可关于‘恶的教育’却少之又少，没有人教我们如何面对恶意，所以很多女性被迫在受伤中成长。”她希望，通过影片让人懂得辨别情感中的控制和暴力，不再以受伤为前提安全地长大和被爱。这样的思考和发现，来自观众的反馈。

《我经过风暴》路演走过许多城市，在广州，秦海燕偷偷坐在观众当中，观察他们的反应，她意外地发现，一位母亲带着孩子来看电影。她告诉秦海燕，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之所以带她来看这部影片，是希望她长大之后能够保护自己，在进入一段感情或者判断一个人的时候，可以了解到真实人性的复杂，警惕人性的恶。接着她又说：“当然也许我们认真去选择，也可能还是会出错，作为妈妈，我会告诉她，你不要自责，我们的家永远是你可以回来的港湾，你是值得被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