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月姬是《人世间》里颇为耐人寻味的人物。

她是省级高干，按小说里的说法，她参加过抗联，资格颇老，在电视剧里，通过女儿冬梅之口，则说她参加过长征，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这与原小说的设定并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她是一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但是，在女儿冬梅的眼里看来，她却看不起平民百姓，对冬梅的婚姻一直心存芥蒂。

电视剧《人世间》里，冬梅曾经与金月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也是电视剧里少见的两代人之间的争论。

相对于周家的粗暴的两代人的交锋，金月姬与冬梅的对垒，更体现在针锋相对的语言与思想的碰撞上。

这一段交锋，出现在电视剧里再现的1981年这一个小说里并没有特地加以描写的时段，这是电视剧根据时代的特点，特别遴选出来，展示时代的思想变迁的。

电视剧中，设计了一个矛盾冲突的起点，可以称之为“两罐茶叶”引起的观念冲突。

剧中，周父从贵州回来，带回了两罐贵州的茶叶。

其实在小说里，并没有写到1981年周父回来过。

电视剧需要周父与亲家来一次精神上的撞击。

而这个撞击的由头，就是这两罐茶叶。

周父把茶叶交给了儿子秉义，让儿子秉义带到郝省长家。

对于底层的周家来说，从贵州风尘仆仆、不远万里带回来的茶叶，可谓是珍贵的礼物。

但是，当这份珍贵的心意，放入到省长之家的储藏室的时候，就不名一文了。

剧中，当秉义与冬梅把两罐茶叶放到郝省长家的储藏室里的时候，面对着琳琅满目、眼花缭乱的礼物大世界，两罐茶叶便显得太寒酸了。

秉义可以说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捎带来的父亲的礼物在岳父家的相形见绌的难堪。

所以，秉义在金月姬的眼中看到了“不好”的感觉，他是这样对冬梅说的：“东西对你家来说，多了不多，少了不少，但无论如何不能空手上门，站在你们家的角度想，过年了，家里肯定要来客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南方特产也算有一个说法，就算不稀罕，但也不寒碜。可你妈当时的态度就让我感觉不好。”

冬梅其实也感觉到了母亲骨子里的那种轻视的态度，但是她不能不为母亲辩护，她为此劝导秉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妈看到了你爸送的东西，一直在那儿说不错不错吧。”

秉义并不否认金月姬表面上的热情，但是他显然看到了背后的潜在的心理：“对，尽可能表现出了该有的教养和礼貌。”

其实，秉义道出了内心的感受，直指金月姬表面的礼貌背后的虚伪实质，在秉义的语境中，金月姬外在的热情，掩藏了内心里的“傲慢与偏见”。

这种微妙的感觉，在冬梅的心里，她显然会认为是秉义多想了，所以，她继续对秉义的判断，作出反击，“周秉义，你是不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又开始自卑了？”

在《人世间》的小说里，虽然没有这一段对话，但还是揭示了进入八十年代之后，秉义与冬梅之间的心理站位发生的悄然的嬗变。小说中写道：“自从冬梅父亲平反，他俩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以前，秉义像树，冬梅像藤，现在似乎反过来了。”

剧中，秉义继续表达着自己的思考，其实就是小说里的这一段心理变化的情节演绎：“反省过，所以我当时什么都没跟你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我自卑，是他们傲慢，但这傲慢不是他们的错，是双方地位和差距的必然的结果。别的不说，就拿过年送东西这事来说，你爸所处的位置决定送你们家东西的人肯定多，多到你们根本没时间细看，只能往储藏室里一堆了事。作为省长，本来事就多，赶上过年这个当口儿，书记病重，你爸还得代理省委书记，一个大省的党政事务一肩挑，所以，你们家一般的人情往来只能由秘书协助你妈处理，你妈不在，秘书处理。秘书怎可能知道一筒茶叶、那些小吃的来历呢？要求你妈在你爸突然发病、病情不明、住院的情况下，跟秘书交代清楚这些，可能吗？换我不能……”

秉义提到的省长之家与工人之家的巨大落差，不自觉地形成了这两个阶层的“对峙空间”里必然笼罩着“傲慢与偏见”。

在秉义详加说明之后，冬梅不得不承认了这一点。

之后，她与母亲展开了激烈的话语交锋，仍然围绕着为什么在金月姬的思想里，存在着这种傲慢与偏见，还有这种表象后面的根深蒂固的“门当户对”理念。

在小说里，金月姬也对自己思想中的这种观念作了深刻的反省。

在小说中册440页，金月姬向曲书记这样表达：“按逻辑来讲，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觉得老百姓最亲啊，可我们怎么成了最怕与老百姓家结成亲家的人呢？好像哪家老百姓和我们这样的人家结成了亲家，就变成了我们的敌人似的，你能给我解释清楚这是为什么吗？”

曲书记在小说里快人快语，对秉昆这一群青年工人在思想上影响很大，但是在触及到这一个高层干部的问题的时候，也无法给出金月姬更好的答案。

所以小说里写道金月姬“原有的困惑甚至更困惑了”。

这个困惑，转化到电视剧里，就是冬梅与金月姬展开了一场振聋发聩的争吵。

当时，金月姬意图找一个摄影师为周家拍全家福，而冬梅认为母亲这样“高高在上，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就等于强调郝家与周家差距”。

冬梅并不是无中生有，这不过是之前她与母亲曾经弄得很不愉快的旧事重提。在小说与电视剧里都提到这件事，这就是秉义曾经为蔡晓光的事，找过郝省长帮忙。

过去的没有爆发的矛盾一直潜伏在郝家母女之间。金月姬看到女儿的说得很重，便把过去的积怨重新提出：“你们还年轻，有些事不怪你们，但是我必须说，你说你自己去找你爸爸，为了秉义的妹妹的同学去办事，你说这妥当吗？”

一语也触动了冬梅心里难以化解的恼怒，她大声地打断母亲的话：“借口，你说的那些通通是借口，就前两天你说的那些话，我都仔细想过了，什么你们最忌讳别人打你们的手中权力的主意，周秉义有一，就可能有二，继而有三，他们一家子都是基层百姓，包括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算一个，一旦开了头，就会没完没了，但是你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你们会给他们开这个头吗？你们绝不可能给他们开这个头吗？”

冬梅越说越激动，几乎站到了母亲的对立面立场，抨击母亲当年的受罪是活该：“周秉义他们一家子那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可你们呢，你们看人永远是不看好坏，先看阶层，你们对那些比你们地位低的人永远充满了戒备，就生怕别人沾你们的光，利用你们，可是咱们可是干部，你们怎么可能戴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们的教训还是轻。”

金月姬啪的一声，给了女儿一记耳光，中止了冬梅的怒火冲天。

但是这样的争论，永远没有结果。

因为，在原小说中，这种门当户对的“潜在心态”始终是金月姬的内心困惑，争论到最后，都没有一个答案。

金月姬的思想里，阶层的差异，就会形成高阶层向低阶层的“利益输送”。金月姬在之前与冬梅的交流中提过此事：“你嫁了一个大领导的儿子，而不是周秉义，那我们当然要去认这个亲啊。”

这说明金月姬的内心里的确有一种“阶层”观念。

冬梅不解，问母亲这是为什么。

金月姬说：“第一，我们保证，不去求人家帮什么忙，第二，人家也不用我们帮什么忙，这样是一个平等的纯粹的关系，纯粹的亲家关系。……我在位的时候，最忌讳别人打我手中权力的主意，这层意思，你得慢慢渗透给秉义。”

综合郝家母女的对话，作为高级“阶层”理直气壮地高标默认或期望“门当户对”的原则，是因为平等的家庭，可以相互不求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相处，融洽和睦。

这个是理论上的成立的说法与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是小说与电视剧里确定了郝家是一个正派的高干家庭才会具有的思想观念。

其实在庸常的观念之下，“门当户对”的理论，根本不是这样，而是两个同等阶层家庭，可以实现权力叠加，达到1+1大于2的能量递增。

但梁晓声在《人世间》里，抛开了世俗庸常中“门当户对”理念的真实动机。电视剧里，更是强调了郝母是出于公心、不想徇私情才生出这种门当户对的理念。

在可以摆上桌面的“门当户对”的理念体系之下，金月姬陈述了一个理由，可以防止不同阶层的巨大落差所能够达到的“利益输送”。

但冬梅显然没有被金月姬处于困惑状态、而只能脆弱、无力地作出口头辩护所说服，直指母亲的软肋，使得金月姬掌击了自己的女儿。

有意思的是，电视剧交代，母女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恶化，次日早上，母女相见，冬梅首先说了一声“对不起”，然后金月姬也说了一声“妈妈对不起”。

这个沉重的“源自于阶层差距”的争论，在母女两个人的言词之间得到了一次发泄之后，不了了之，而事实上，最终也没有答案，因为梁晓声在小说里，也写到这是金月姬无法解开的困惑。

电视剧里的这一段母女争论，在小说里是没有的，但是并非不是梁晓声的思考重点。

在《人世间》原著中的下册里，金月姬对帮助周家有着如下的担忧：“怕亲家经常因为这样那样的烦人事求到自己，她从没登过亲家的门，亲家公亲家母生前，她也从没见过他们。……如果是干部家与干部家成了亲家，哪有不权力互用的呢？还不是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我家的事就是你家的事，互相利用心安理得吗？”

正是这一段梁晓声小说里的金月姬的内心动态，到了电视剧改编者的手里，演绎出了金月姬与女儿面红耳赤、甚至拳脚相加的激烈争论，这个争论可以概括为：“两筒茶叶引发的母女反目。”

个人感觉，这也是电视剧改编里最富有逻辑与条理且有哲学深度的一段对小说的丰润式、深化式、提升式改编。